5月10日這天是星期六，早上6點左右，煙臺網約車司機王濤照例出門跑車。大約8點10分，兩名十八九歲的男性乘客在約定地點上了車。報手機號尾號，確認行程，按照導航提示路線行駛。一切正常。

1分鐘后，其中一名乘客突發心梗休克，同行另一名乘客姜昭鵬緊急施救。王濤迅速聯系醫院，和交警部門報備后，以90-100公里/小時的車速，一路打著雙閃，按著喇叭，連闖6個紅燈，將15分鐘的行程壓縮至7分鐘，最終及時抵達煙臺山醫院，發病同學得到了救治。

幾天后，“小伙為救同學職教高考語文缺考”的話題沖上社交媒體熱搜榜，平時沒時間刷短視頻的王濤漏掉了這條消息，直到網約車群里有人提醒：“你上電視了！”

今年40歲的王濤這才意識到，原來那一天，自己做了一件“大事”。

“122電話是多少”

十八九歲的年輕小伙子，沒有任何異常地上了車，誰能想到后面的事情呢？

回想那一天，王濤仍舊覺得不可思議。兩位學生上車后，他目視前方正常駕駛著車輛。事后查看行車記錄儀才發現，后來發病的學生將手機放在右側衣服口袋里后，面露困意，緩慢倒在了姜昭鵬身上。

以為同學在玩鬧，姜昭鵬目視前方也未警覺，只是順勢將手搭在了同學的身上。“（想）給他一點溫暖吧。”王濤猜測。幾秒鐘后，行車記錄儀中出現一聲清晰的碰撞聲——同學突發抽搐，一只腳碰在了中控上，四肢隨后蜷縮起來。

“不對，他翻白眼了！”姜昭鵬發現異常，邊說邊對同學進行“掐人中”急救。

“十八九歲的孩子怎么會出現危及生命的狀況呢？完全想象不到。”王濤這樣想著，按照職業規范，問姜昭鵬：“咱們是去醫院還是去考場？”

“我還要考試。”姜昭鵬說，“先去醫院吧。”

“那你修改下終點。”王濤提醒。

“不好，他沒有呼吸了！”姜昭鵬叫出聲。

不到5秒鐘的時間內，情況突然變得緊急。后來在網絡上廣泛傳播的視頻里，王濤顯得鎮靜果斷，思路清晰。提醒姜昭鵬對同學實施急救后，他先撥打了120告知車內乘客情況危急，隨后與122接線員進行了一場干脆利落的對話，得到了“可以闖紅燈”的批準。

視頻是經過剪輯的。被剪輯掉的片段里暴露了王濤慌張的一面。他反復對120接線員說著：“122電話是多少？”重復了無數遍。

7分鐘生死時速的另一種可能

暴露慌張的細節還有很多。

其實提醒姜昭鵬實施急救時，他心里想的那句話是，“你抓緊進行心肺復蘇、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 這是網約車司機崗前培訓的內容，被他刻進了腦子里，形成了肌肉記憶。危急狀況下，脫口而出是，“你抓緊時間進行緊急搶救”。幸運的是，姜昭鵬是經過專業訓練的醫學生。

其實撥打120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和醫院方溝通，請對方提前做好準備，在急診室門口等待。誰料電話撥通后，接線員向他確認，是否需要救護車服務時，他幾乎在1秒鐘內思考了“從醫院開車到我身邊，再把患者抬到車上，開到煙臺山醫院，得耽誤多長時間啊”這個問題。拒絕掉救護車后，他將溝通對接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凈。“太緊張了。”他說。

到達醫院后，他對后排的姜昭鵬說：“你別動，我去叫大夫。”沒表達出來的信息是，“你繼續做急救”。好在姜昭鵬聽懂了，人工呼吸和心肺復蘇直到擔架抬來，醫生接手才停止。

沖進醫院大廳后，他直沖著保安喊：“麻煩您趕緊叫人，我車上有個乘客不喘氣了！”保安手指著搶救室。“我找不到，你趕緊去叫！”他大喊。保安見狀一路小跑著去找醫生。

“不知道找誰，沒遇到過這么大的事啊。”王濤事后說。

事發4天后，他仍嚴謹地復盤著每一個細節，反復還原、琢磨和每個人的每一句對話，似乎仍在腦海里對自己進行著苛刻地審判：當時還有沒有一種更優方案，為搶救生命再多爭取幾分鐘時間呢？

“我得出去跑車了”

急救室傳來消息，患病同學暫時脫離生命危險，已轉入ICU。

“我的工作就做完了呀。”松了一口氣的王濤這樣想。他這才開始考慮自己的事情，打電話給交警部門，為剛才的闖紅燈、超速行為補上應有的流程。按規定，他需要在系統上傳患者病例，于是他去詢導臺詢問了護士，確認無法立刻拿到病歷后，決定先去干活。

“我那會兒都沒感覺自己做啥大事，坦白說。”他回憶，“我得出去跑車了。”

跑車過程中，患病同學的家屬打來電話，詢問“孩子的手機找不到了，是不是落在車上了”。他又返回醫院，和隨后趕到的學生班主任一起在車上仔細尋找，沒能找到。

“我有行車記錄儀，不用著急，回頭我查一下記錄儀，看一下放哪了。”跟家屬交代好后，他再次出門去跑車。沒過多久，他在行車記錄儀視頻回放里看到了患病學生將手機放進衣服口袋里的動作，于是趕緊告知家屬。

收到家屬回復的“已找到”的信息，他想，“這樣就完事了”。一天已過去一半，他繼續接單。

幾天后，王濤的世界被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充實。

5月14日下午，接受半島全媒體記者采訪時，電話被數次打斷。在這一刻，他無法否認，只有初中文憑的自己確實變成了熱點新聞當事人。這一天，他一邊在外跑著車，一邊抽時間耐心應對著外界發生的一切變化。

但回到5月10日那一天，他仍感到那只是日復一日忙碌生活中突發了一個小插曲。那天他清晨6點出門，深夜11點半到家，遵循自己內心的道德標準做了每件事，沒有生命在他面前消失。

“一切正常。”他說。

（半島全媒體記者 牛曉芳 半島全媒體記者 韓延浩對此稿亦有貢獻）